诏敕驱迫，恐非徒无功，反生他变，愿陛下勿疑。”宪宗至此方悟，便奋身抚案道：“朕决计不用兵了。”绛又道：“陛下虽有是言，恐退朝后，尚未免有淆乱圣听，幸陛下勿再为所惑？”宪宗正色道：“朕志已决，谁敢惑朕？”绛乃拜贺道：“这乃是社稷幸福呢。”于是按兵不发，专候魏博消息。过了月余，即得魏博监军奏报，魏博军士，推田兴为留后，把怀谏徙出牙门，兴坐待诏命，听候处置，果然不出李绛所料。小子有诗赞绛道：

谈兵容易用兵难，功效虚悬兵力单。

幸有宰臣能料事，顿教内外尽熙安。

宪宗接了此奏，又召宰相等入商，欲知后来如何解决，俟至下回表明。

宪宗之待藩镇，忽宽忽严，忽抚忽讨，毫无定见，殊为可笑。李师道之自为留后，与王承宗相等，绳以祖父功罪，则师道可以先讨，而承宗次之，乃师道加封，承宗受讨，已非情理之正，又任中官为统帅，徒劳动数十万众，无功而还，威令果安在乎？卢从史之执，功出裴垍，与承璀无与，且诱而执之，亦失大体。李绛之论，实为明允，何宪宗之漠不加察，始终为奄人所荧惑也？吴少阳逼死主帅，擅杀元庆，其罪已甚，刘总弑父杀兄，其罪尤大，不声罪而致讨，反概加任命，且进总公爵，非特劝人不臣，抑且教人不孝不友，而于魏博田氏，独欲从李吉甫言，兴师致讨，匪李绛之一再辩白，几何而不蹈承璀之覆辙也。文中陆续叙述，而宪宗之喜怒无常，显然若揭，褒贬不在多言，善读者自能体会得之。